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他是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新京报记者郭延冰摄

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载史册。

那一年，570万出身不同，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共同走进考场，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27万人走进了大学，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中国也由此悄然改变……

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毫无疑问，最初几年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他们是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一个制度走过了四十年，当它形成一种既定模式之后，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恢复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高考本身，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潜移默化地在心里种下了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荣与梦想。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大学所接受的新思想构成了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造就了他们对之后人生的态度。

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我的高考”，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

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办公室望出去，是绵长的白城沙滩。再远处，是泛着三两只游船的澎湖水。

“1978年刚入校时，我们还要端着枪在这片沙滩上巡逻。”刘海峰指了指窗外的海水，他1米8，高瘦。放哨，是为了防范海峡对岸的“水鬼”特务。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等教育专家，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录取大学生中的27万分之一。

40年来，高考从一代人命运的拯救者，演变成“人人都能吐槽几句”的人才选拔机制。

40年来，刘海峰从参与高考到研究高考。他钻进故纸堆，为科举制“平反”，和主张废除高考的激进派论战。

他成为研究高考和中国人才选拔机制的专业户，也是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

有学者调侃他，“你太保守了”，还有媒体把他扣上保守的帽子，和有激进主张的学者列在一起。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对高考歧义最多的时候，能用深入的研究让争论变得理性。”刘海峰说。

被重建的人生

恢复高考，像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多年后，刘海峰从事高考研究，仍觉得照亮他的这道光有诸多“不可思议”。

1977年高考，竞争空前激烈。刘海峰和身边的下乡知青都跑回城里备考了。文革前的课本从旮旯里被翻出来，重新成为抢手货。听课的考生挤满了礼堂，连窗户上都坐满了人。

“鱼跃龙门，山川变色，天地为宽。”80年代，大家对高考的评价一直留存在刘海峰的脑海里。那时，高考命题、阅卷略显粗糙，但作为重建的人才选拔机制，激发了全社会对知识的热情。

事后，刘海峰才知道，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为4.9%——创造了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29人里录取1人。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都考上了。

刘海峰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但最终被厦门大学录取。

1977年，刘海峰被厦门大学录取。

在历史系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他从同学那里得知，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班里有4个人情况类似。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务院大大大大身上。大大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最后却收到了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凤阳曾轰动一时。

刘海峰后来查阅资料，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这是被时代选中的一代人。他们曾被投向农村，承受磨难。最后，又被时代热烈召回。

在学校，他们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海格尔，开展人生观大讨论，邓丽君的歌声也漂洋过海灌进耳朵。学校辩论会的题目是“谁是民族英雄”，报告文学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成就是理科同学的目标。

1977级毕业生一早就被中央和省属单位预定了。刘海峰全班67名同学，十多名进了部委单位，其余也在省市充当主力。因为成功率高，民间把他们戏称为“金77，银78”。刘海峰在厦门大学继续读研，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以高考为坐标，两条生活的轨道在青年脚下延伸。

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到来之前，刘海峰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

弟弟刘海平一直记得大哥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的情景——瘦高的人影挂上两担稻子，腰都直不了，摇摇晃晃，随时像要摔跤。

“如果当时没考上，没有办法想象以后的生活”，刘海峰说。

1978年，刘海峰和同学到泉州春游，在老君岩老子像下合影。

公正的重建

在一次艺术和体育类教育招生的调研会上，报告里列出了几种舞弊的案例。

刘海峰拍着纸上的案例，又在会上增加了一个亲身经历的。

在1977年高考前，他曾参加过一场艺术类考试。事后才得知，文化成绩排名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最终没被录取”。

参会的专家调侃：幸亏30多年前没录取你，要不然非但你上不了厦门大学，我们还少了一位研究高考的专家。

大家哈哈一笑过去了。

对权力、金钱和人情关系的关注和警惕，始终是他性格和研究上的一种基色。

他认为分数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考生的“硬实力”：“考试强调见多识广、谈吐不凡，农村生活又缺少见世面和交流的条件。这就是选拔多样人才和维持公平方面的两难。”

当年，他在农村插队时，队里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是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如果再奢侈点，能被推荐读个中专，“就更好了”。

推荐上大学，对当时的刘海峰来说几乎不可能。

他的父母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在龙岩县任教。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受到冲击，更无关系可走。在队里劳动，别人一天挣10工分，他拼命干，因为不熟练，拿4.5分，“看不到希望”。

生活唯一的信心来自父亲从任教的中学借出的图书。

夜里看水渠时，知青间传阅的《牛虻》被他一口气翻了六遍。在地里看西瓜时，他点着一豆油灯看完了《第二次握手》。工余时间知青们猜拳喝酒、抽烟聊天，他一个人关在屋里，和屋下的牛相伴，“做书呆子”。

那些描写主人公曲折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像别人的酒，被他借来浇了自己心里的块垒。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通知传遍乡野时，他也不被看好。母亲单位的同事像是提醒一样，“你家这种身份，孩子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压抑感一直持续到他办理档案转接手续那一天。他拿着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走到耕山队队长家门口时，听见队长对一位干部子弟说，“海峰考上厦门大学，这下可痛快死了。”

“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学者在东莞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对公平与公正的追求，成为他身上的一枚烙印。被权力寻租的不安刺激着，在高考改革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刚性指标为主，辅之以多元的考核。

1982年，刘海峰的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为其留下临别赠言。

理性维护高考

刘海峰性格温和，从中学起，在班里就有外号“秀才”。刘海平印象中，哥哥言语不多，从来不会与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那时，刘海平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文弱的大哥会成为舌战群儒的“战士”。

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后，刘海峰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现代高考制度。

近30年中，升学竞争加剧，恢复高考激起的求知热潮逐渐演变成“唯分数论”，广受诟病。要求废除高考的声音从未断绝。

“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片面应试课业负担压得没有欢乐的时候，就觉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每当我看到一些人为给女子加分弄虚作假的报道时，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2010年，刘海峰在一个教育改革的论坛上公开表达自己对改革的心态。

高考恢复30年时，有学者撰文称，改革开放30年，“77、78”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这个论点被刘海峰引用进论文。

他把自己称作“为高考保驾护航的人”——反对废除高考，主张以统一的刚性指标为主，循序渐进开展多元的考核。

“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考导致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减少高考科目可以减轻学生负担”、“要像清末废科举那样废高考以寻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他写文章一一指出这些言论隐藏的误区。

像个灭火员，哪里燃起一把火，他就搜罗史料，通过辩论试图熄灭一些盲目的声音。常常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如果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氛围没有改变，如果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将高考送进坟墓”，不久后也还得将它重新请出来。”他强调。

因为替高考辩护，媒体把他和呼吁素质教育的“激进派”摆在一个版面上，称他为“保守派”。来约稿的编辑一开口就说，“您是极力捍卫高考的一位学者……”他纠正：“应该说我是理性维护高考的一位学者”。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媒体跑来采访他，他肯定之余不忘泼冷水：要防止“多元录取”变成“多（银）元录取”、“多权录取”，防止孩子的才学考试竞争蜕变为家长的关系能量竞争。

对社会给予期望的“综合评价”，他也持谨慎的乐观：此前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试点效果不错，但他们范围小、有面试，风险可控。大规模的人才选拔，还是需要可以量化的刚性指标，“否则就可能变得功利”。

不可复制的使命感

毕业后，刘海峰的同学或入政界，或下海经商，或远赴异国。不少成为政界、学界、商界的重要人物。

刘海峰延续了第一次迈进图书馆时许下的“梦想”。那时，刚刚结束传阅手抄书的他，看着一排排图书，兴奋地对同学说，日后应有一本印着自己名字的书位列其中：“要著书立说，否则无颜面对马克思。”

刘海峰收藏的毕业十周年纪念册。

发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国内批判多、研究少。在国际上，科举是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英国、法国、日本等六个国家都有研究著作出版。但在国内一度无处可寻。

“我们之前的一两代学者，常有一种压抑感，”同样是1977级历史系出身的程方平回忆，那时汉学研究的中心都在美国、俄罗斯，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想把它抢回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科举制开始，刘海峰先后在伦敦和日本访学。他拿着一本《东京23区书店、图书馆完全指南》，四处高价淘书。又从英国图书馆检索到19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文献，最终考证了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

如今，他已出版《中国科举史》、《高等教育史》等专著二十多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刘海峰基于史学的研究使高考改革的讨论走向深入，而非流于人人都可吐槽的空谈：“他不是一味遵从行政意志，也不是迎合老百姓呼吁，而是通过考证，理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研究过一千多年的中国人才选拔史就不太会困惑，”刘海峰说，现在遇见的问题大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

2004年8月，他到西藏开学术研讨会。会上得知，林芝地区500分以上的文科和理科考生分别有25人和57人，其中都只有三四个是进藏干部职工子女和当地考生，其他都是各省市的“高考移民”。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并未带来区域公平，而是滋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这和科举时代的区域均衡和’冒籍’问题如出一辙。”刘海峰事后撰文，称这是一个千古难题，问题的核心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埋头查阅这些“故纸堆”时，他常有意外收获。

比如，一份科举制度中的乡试资料里写到，“参加乡试者，可携带两片人参，提神。”他回忆起40年前那个冬天，自己参加高考的那天早上，母亲特意炖了参汤，端到兄弟俩面前。

看到这里，他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