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旋律，历朝历代几乎都遵循着儒学的思想理念操纵国家机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虽是早年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洲人，但在入主中原后，他们很快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继续视儒家学派为正宗，以其为工具对中国进行封建统治。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帝即位以后，以儒学的分支之一的程朱理学作为自己治国为人的指南，并将其贯彻在自己日常的言行之中。

《论语》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反映了孔子的政治与道德观念，是儒家学说的经典之作。《庭训格言》则是康熙帝的继任者雍正帝在即位之后对其父日常言论的追忆整理，反映了康熙帝的政治观与人生观。正由于康熙帝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因此在其日常的言论中常常引用儒家经典。据统计，其中征引《论语》共计三十四则。以下将通过对《庭训格言》中引用的《论语》语句部分的分类举例解读，分析《论语》一书对康熙帝在从政与为人观念上的影响。

《论语》与康熙帝的政治观：

“孔子谓作政治领袖，主要在其德行，在其一己之品德”，康熙帝作为一位崇儒摹古的皇帝，在治家治国的过程中自然坚定不移地贯彻着孔子的这种思想，即所谓孟子后来阐述的“仁政”。自然而然地，在他日常的言论中，他也会通过引用《论语》经典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关于政治观方面的《论语》典故，《庭训格言》中共引用了七句。以下将挑出其中的两句引用试分析之。

“凡人于事务之来，无论大小，必审之又审，方无疑虑。故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诚至言也。”这里提到的典故出自《论语.卫灵公》，意思是人不思考则不堪造就。康熙帝从这句话中读到了从事需要审慎的道理，事实上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例如在治理黄河时，他经过了多年的实地考察最终才决定了治河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孔子云：‘过而不改，是为过矣。’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其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事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这句话的用典同样出自《论语.卫灵公》。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仁皇帝”，庙号是他的后继者对他一生的评价，可见“仁”之一字当是康熙帝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论语》中的这句话，启发他在处理各种案件的时候以宽恕为主，倘若人犯了过失之后能有悔意，他就会从轻处罚，甚至饶恕那个人的过失——康熙二十七年，纳兰明珠由于私结朋党而被御史弹劾降职，“后从上征噶尔丹，督西路军饷，叙功复原级”。和继任者雍正帝对兄弟权臣幽禁杀戮的处理方式相比，康熙帝对罪臣的处理方式显然温和得多了。

《论语》与康熙帝的人生观：

《论语》中关于做人的道理，重在“教”，还有“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仁”，“孝弟”（《论语.学而》）等理念深入人心。康熙帝自即位之初就系统学习孔孟之道，认为这些道理对巩固清朝的统治，指导自己成为一位明君是很有价值的。在为人方面，他也全面贯彻着儒家的人生观，并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加以阐发。

关于人生观的阐述，《庭训格言》对《论语》的引用达到二十七处，其中有七处都和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以为自知而不访于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故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也。”；“思夫伯鱼过庭之训……则凡有志于学者，岂可不以学诗为要乎？”等，分别提到勤奋学习与学儒家经典的重要性。他在这样要求自己的后代之前，自己首先做到了言传身教，通过九百次的经筵日讲系统学习各种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可称历代君王勤学之冠，是不折不扣的“学习型”皇帝。

此外，《论语》中的纲常伦理思想也是影响康熙帝人生观的重要一环。“孔子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此言极是！” “唯女子”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按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的提法，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应该是“善御仆妾”，属于“齐家”的一个方面。康熙帝在这里引用，说的是对待宫中的太监宫女，需要格外小心，不可以对他们过于信任，以免造成明朝宦官专权的覆辙重蹈。在封建社会，君臣、奴仆的等级是分明的，康熙帝决不允许僭越之事的发生，始终维护着自己的统治。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庭训格言》中对《论语》的征引情况看到了康熙帝对《论语》的重视程度，了解了这本书对他治国为人的影响。应该注意的是，康熙帝作为明清时代，即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君主，他利用程朱理学解释儒家经典，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是以推行“仁政”为主，顺应民心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尽量端正自己的行为，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经典解读方式又使得他吸收了《论语》中有利于维护地主阶级的“克己复礼”思想，把自己和自己的阶级凌驾于百姓之上，同时禁锢了民主与自由的声音，造成了清代社会万马齐喑的思想状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