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哪个时代的反贼能从民间获得最好的装备？
答案是：大清。
雍正乾隆年间（1735-1736），黔东南一场大规模苗民叛乱终于被讨平。事后清点战果，除数万反贼首级外，还缴获各类鸟枪、火炮共计达四万六千五百多门。
除了朝廷控制力薄弱的化外之地，内地刁民的武装也不容小觑。如乾隆四十六年，在全国范围的民间火器专项整治行动中，仅广东一地就收缴鸟枪近万杆。
相比陈胜、吴广等挥舞农具和竹枪的前辈，清代平民能获得的武器装备，足以让朝廷官军心惊胆战。
这些民间枪炮从何而来？朝廷为什么不认真管一管？
在西方近代军火输入中国之前，清朝军队中常见的几种制式热兵器鸟枪、抬枪和火炮，在民间都有不小的保有量。尤其是鸟枪，由于轻便灵活，方便居家出行防盗防匪，深受百姓喜爱。
鸟枪又称火绳枪，最早起源于欧洲，约在16世纪中期传入明朝。与早期火器只能粗瞄听响不同，鸟枪可以较精确的瞄准射击，很快在军队中流行开。
但明朝百姓没多少机会持有这种先进武器。明代对手工业者实行「匠籍」制度，火器多在官营手工业工场中生产制造，处于官府的严厉监管之下，很难在民间流传。
鸟枪大规模流入民间，是大清建立后才有的盛景。
清朝前期，「匠籍」制度被废除，手工业者不再受官府的直接控制，清军的制式枪炮也常发包给商人制造。手工业者从此有了私自制售枪支的机会。乾隆年间，甚至有人在北京公然买卖枪支。
据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统计，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及平民拥有鸟枪的故事有20篇之多，持有者涵盖了士绅、农民、短工、佃户、牧人、奴仆等社会各阶层；李汝珍所著小说《镜花缘》中，也有9个回目提到鸟枪。
随着民间保有量的增长，鸟枪很快被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道光年间，福建漳州据说在城外数里就能听到枪炮声。当地宗族械斗盛况空前，场面经常是「呼噪一声，则枪声齐放」，火力之猛，连地方官都不敢干涉。
若有必要对抗官府，火器也不会缺席。同样是在道光年间，四川民间会社哥老会曾纠集了几千人马与大邑县知县干仗，甚至动用了重型火器抬枪，一枪便轰碎了县太爷的轿马。
民间打得火热，各级官吏也不落后。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作者纪昀自己的家奴王发就公然持枪，其书中对乡民持枪更是司空见惯，毫无谴责之意。
这幅官民持枪其乐融融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惊异：难道大清朝廷真的如此自信？
清朝皇帝里的确不乏自信之人。
康熙年间，有大臣建议查禁民间火器，康熙皇帝当即表示：天下安定关键在为政得失，与火器无关。民间火器难道还能多过吴三桂？除火炮外，其它火器无需查禁。
但豪言壮语是一回事，法条律令又是另一回事。《大清律例》相关条文规定，民间允许合法持有的兵器只有「弓箭、枪刀、弩及鱼叉、禾叉」，其它皆为非法：
凡民间私有人马甲、傍牌、火筒、火炮、旗纛、号带之类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造者加私有罪一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除了对民间火器总体性的法律规定，清廷还出台过针对鸟枪的专门禁令。康熙四十七年，兵部鉴于各地商民私造私卖鸟枪事件泛滥，奏请查禁私藏鸟枪及私卖硫磺。这一次，康熙帝不再自信，而是予以批准照办。
历代清帝大多因袭康熙四十七年的规定，原则上禁止民间持有火器，执行力度时宽时严。乾隆四十二年，受山东王伦起义的影响，皇帝甚至禁止地方团练演习鸟枪，但不久又在个别地区开禁。
不过，清朝法律虽然原则上禁止民间持有火器，但同时又规定了大量可变通的情形，执行起来并不死板。
例如在虎豹横行的深山老林，百姓若有自卫和打猎的需求，只要在鸟枪上刻上姓名，编号登记，就算合法持有。
边疆滨海或民族混杂之地，如果治安恶劣，朝廷认为确有自卫等正当需求的，也会允许持枪，具体操作比照山区。这些特许地区幅员广大，边疆各省皆有。
按律不允许持有鸟枪的内陆腹地，到了清朝中期，民众非法持枪也已很普遍，如纪晓岚的家乡河北沧州，就不在按律应持之列。虽然历届皇帝都颁旨查禁，但各地官员执行得三心二意，普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朝廷真正严加防范的，只有显著超越自卫范畴的火炮，绝不允许民间私铸私藏，一经查出，「不论官员军民人等及铸造匠役，一并处斩，妻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家产入官」，甚至连邻居都要连坐。
对此，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说得直白：「盖谓非有叛逆重情，铸此何为？」——不是要造反，铸炮干什么？谁铸，谁就是反贼无疑。
即便如此，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民众也还是有机会合法持有火炮。
乾隆五十六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奏请查禁出洋海船私自携带的火炮，乾隆批复：各国蛮夷海船来华，都携有火炮，天朝商人出海无炮，无以自卫，还是听准携带，出洋时将炮位数量点检清楚即可。
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议定了更细致的海船炮位稽查章程。章程规定：根据海船的大小，可携带的炮位从一门到四门不等，鸟枪最多不超过六杆，腰刀十把。民间火炮正式得到特许。
这些法律规定即便在今天看来，也称得上人性化。但事实上，以当时的刑侦技术和社会管控能力，清廷即使想彻底查禁民间火器，也是有心无力。
因此，既然刁民手里的枪禁不住，不如让良民也武装起来。大清朝相信，良民总比刁民多。
长期以来，清朝民间持有枪炮的大头并不是刁民，而是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
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地方士绅是朝廷维持基层统治的根基，尤其在面对刁民时，与清廷是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和平时期，士绅们维持着基层社会秩序，战时，则积极协助清廷应对内忧外患。朝廷的确也得仰仗他们：大清建立后，八旗、绿营等正规军的战斗力迅速退化，地方团练很快就成了治安战的主力。
地方团练在乾隆晚期就已初露锋芒。在平定白莲教叛乱中，四川、湖南等地的团练都起了重要作用，以至白莲教一旦抓到组织团练的士绅，必定痛加折磨，反贼落在士绅手里，也必遭虐杀。
到了清中晚期，面对太平天国、捻军等规模更大的刁民作乱，曾国藩、李鸿章们也纷纷组织家乡的团练，建成著名的湘军、淮军。
除了应付内部的反贼，民团也偶尔要抵御外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东绅士积极奔走，购置了大量武器弹药，先后组织起人数达十多万的团练队伍，准备将英法联军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不过，以民制民的策略，也不是没有副作用。
平定太平天国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团练坐大的现象。除了湘军、淮军等军事集团，各地士绅普遍以办团练为名，扩张势力，干预地方事务。清朝对基层日益失控。
到了清末民初，团练持有的武器已不再是鸟枪土炮，而是从西洋进口的洋枪洋炮。
以广东为例：根据1924年香港《华字日报》报道，广东全省民间枪械多达400万支，而政府军警的枪械总数仅十几万支，不及民间武器的零头。当然此处有过分夸大的嫌疑。
另据1938年《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关于广东共产党的工作环境和群众运动、武装斗争、反托斗争》的说法，「整个广东民枪四十万以上」，民间武器的数量仍远超军警。
此时的广东，承袭晚清以来的趋势，不仅各乡有乡团，城市商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普遍建立了强大的商团武装。商团甚至一度在广州西关建有实质上的自治政府。
1924年，为支持北伐事业，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在广东开征苛捐杂税时，遭到商团武装的抵制，最终引发叛乱。政府军和商团武装在广州西关地区展开大规模武斗，繁荣的西关商业区因此惨遭焚毁。
所幸的是，这样的惨剧，在今天已不可能再次发生。
在当代中国，为了保障人民深夜撸串的权利，连玩具枪、模型枪、火柴枪，都在法律禁止之列，当之不愧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
※本文写作部分参考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先生的相关研究，特此致谢与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