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文坛之泰山北斗，也是享誉世界的大文学家。鲁迅的文章，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有深刻印象。他的文章有两个特点，一是独特的半文半白风格，看似拮据拗口，细品起来却回味无穷，百读不厌。

他的文章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充满着尖锐入骨的讽刺与批判，五千年封建礼制的糟粕、民国时代的种种乱象和不良世风，都曾遭到过鲁迅无情的批驳与贬斥，堪称一位手中笔如刀的嫉恶如仇的斗士，他的伟大人格与华彩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辉映古今。

被鲁迅抨击过的人，范围之大，数量之多，难以一一列举，他的论战的老对手梁实秋就曾向他发问：“你这也骂，那也骂，那么什么是你主张的呢？”可见鲁迅先生斗志之高昂是人所共知的。

但鲁迅也并非所有人都骂。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近半个世纪，很多人印象中，她一直被视为一个祸国殃民、万死不足惜的罪魁祸首。

慈禧死于1908年，当时鲁迅已经27岁，两人还算是同时代人。对慈禧的种种所为，饱读诗书、关心时事的鲁迅，应当是了然于胸的。但他的一生写过的诸多文章中，从来没有批判过慈禧一句话，令人匪夷所思。

用“鲁迅说过的话”系统检索一下就会发现，他的文章中，只在《花边文学》之《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中，提到过一次慈禧：“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对慈禧并无任何批判或者贬斥的语句。

其实，这种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背后隐藏着鲁迅家族与慈禧太后之间的一段渊源。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父周介孚，同治十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县、内阁中书等职务，鲁迅从小就在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富贵人家长大。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祸，差点让周家遭遇灭顶之灾。当年是江南乡试之年，由于晚清时朝局败坏，风气不正，科举考试中行私舞弊之风已非常普遍。周介孚的亲戚故旧中，有几家的年轻子弟要参加考试，于是他们一起凑了一笔银子，托周介孚“打通关节”，想买通当年的江南乡试主考殷如璋。

谁知周介孚却为人迂阔，不善交涉，经办过程中出了乱子，不但事情没办成，还被人捅到了上边，卷入到轰动一时的“光绪十九年江南科场舞弊案”之中。年轻的光绪皇帝正在锐意进取，振兴大清，听闻此事后异常愤怒，下旨严加惩戒，周介孚成为罪魁祸首被关入死牢，“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最终被判秋后处斩。

据实而论，周介孚有过错是不假，但一则在筹划阶段即东窗事发，并未构成犯罪事实，二则“江南科场舞弊案”中，比他罪责重得多的有的是，他却成了“反面典型”遭到重惩，有量刑过重之嫌。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见势不妙，为了保住父亲的命，倾尽家财不惜血本，四处花钱疏通打点，终于暂时保住了周介孚的命。但因为这是皇帝督办的大案，周介孚要想彻底平安，还必须要有朝廷的一道赦书才行。于是周介孚一案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下来，一拖就是八年。

周介孚的脑袋暂时无恙，但案子并未了结，周家已为此千金散尽，家产、田地、房宅变卖一空，沦为衣食难继的穷困之家。就在周家要陷入绝望之时，慈禧太后出手，救了鲁迅的祖父一命。

1900年庚子之变中，京师沦为疆场，八国联军进占紫禁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清王朝统治秩序陷于崩溃。京城的刑部大狱中也沦为无主之地，很多人犯逃散。慈禧回銮后，有些人犯又陆续自首投案。刑部尚书薛升向慈禧请旨如何处理。

当时大清朝已经岌岌可危，摇摇欲坠，慈禧自身难保，哪里还有一点点兴趣去考虑那些犯人，于是下旨赦免了一大批积年陈案的人犯。被关押在杭州大狱中的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也在此次大赦中被释放出狱，回家团圆。慈禧太后就这样阴差阳错救了鲁迅祖父一命。

庚子之变后，慈禧为了挽救危如累卵的大局，也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救亡图存，1902年选派留学生公费到外国留学，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而21岁的鲁迅，成为这项措施的受惠者之一，他获准公费赴日留学，三年后学成归国。这次留学经历成为他的人生一个转折点，为他日后十几年的教育部门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基础。鲁迅家族与慈禧两次交集，慈禧却都正好显露了人性中好的一面，这应该是鲁迅对慈禧没有恶感的根源。

从史学评价角度看，鲁迅这么做也并非私心作祟。鲁迅的史学造诣极为深厚，他知道清朝的衰落与覆灭，是历史大势所趋，绝非慈禧一人所能扭转。对慈禧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历史人物，一味的骂或者一味的捧，都不符合严谨客观的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