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春洋 撰文/供图

在1924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期间，一位苏联女大学生来中国实习，在烟台停留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她近距离地接触、观察在烟台遇到的各种形形色色色的人。在她后来的记叙中，她从一个苏联人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这一时期烟台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画卷。

到处都是石榴树

1925年夏，苏联海参崴远东国立大学东方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来中国实习。实习大学生中，有一位薇拉小姐(Vera Vladi Vish-nyakova-Akimova，1904-1965)。1925年6月25日，薇拉一行三人从海参崴乘坐苏联商船公司租用的“新平海”号，经日本门司港前往烟台。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北京，计划乘船先到烟台后再前往北京。

在天边还没有出现陆地之前，薇拉等人就看到了苏联驻烟台领事馆高高旗杆上的红旗。“在南（北）方灼热的阳光下，这面红旗是多么可爱、多么耀目啊！”起初，他们用望远镜看，然后用肉眼看。在异国他乡看到苏联的国旗，薇拉他们“是何等的兴奋啊……这面旗帜是祖国在遥致慰问和鼓励”。

船只很快到达了烟台。在烟台下船的不仅有薇拉一行，船上也有大量在海参崴务工的山东民工，几乎所有的华工都要在烟台下船。他们“吵吵嚷嚷，比在海参崴还厉害”。

这是薇拉他们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城市。“我们面前的城市极其明媚秀丽，一派翠绿的景色，到处是红花点缀其间的石榴树丛。看来，这是当地人喜爱的观赏植物。芝罘是疗养盛（胜）地，气候宜人，海滩是很好的。旅华的外国人早有所闻。他们常常携眷前来消夏”。

在烟台，当地的劳动人民给薇拉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赤膊的人力车夫从四面八方吆喝着向他们跑来。薇拉三人把行李放到车上，自已则随车步行。车夫们很生气，但他们仍坚持不坐在车上。继续往前行走时，旁边跑过一个已不年轻的车夫，薇拉他们“惊恐地听到他嘶哑的喘吁之声。车上坐着一个欧洲人，大腹便便，恰然自得，他的体形比两个车夫还要大”。再向前走，“有一群人拉着一辆双轮大平板车，车上装的都是麻袋。车夫汗流浃背，唱着单调的号子，这是一种中国的‘纤夫曲’。又有两个人跑步般地抬着大包走来，喘着气轮流‘哎哈、哎哈’喊着，以协调脚步。这就是中国多种多样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种人：苦力”。

在烟台大街上，薇拉也发现有几个说不清是哪个国家的人穿街走过。“他们洋人的模样配上中国装束，显得不伦不类。长着一脸棕红胡子，为什么偏要去穿中国马褂呢？这是在烟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在薇拉他们看来，“多年来，他们一贯用甜言蜜语帮助帝国主义者奴役中国”。

一见面领事突然怒了

薇拉一行的目的地是苏联驻烟领事馆。领事馆馆舍近傍海岸，是原沙皇领事馆的房子。根据记载，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所有前沙俄驻外使馆均被关闭。但在1924年7 月中旬交还给苏联领事馆代表前，“这所房子一直为穷困潦倒的沙皇外交官和白俄侨民无理霸占”。

很快，薇拉一行来到苏联驻烟领事馆门前。苏联领事馆房子“已如此破败，有的地方甚至已坍塌圮毁，亟待整修。这是一幢高大的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富丽堂皇。它的尖顶在全城最高，它有宽敞的阳台，有许多精工雕琢的圆柱和饰物”。领事馆是铁栅栏大门。进入大门，看到的是一个人工喷泉，坐落在杂草丛生的花坛里面，花坛已经很久没有打理了。房子后面是巨大的花园，也很久没有整理。玫瑰花枝疯狂地生长，到处是厚厚的野草，遮盖了原来种植的花草。花园里的树木有很长时间没有修剪了，树枝杂乱无序地缠绕在一起。很明显，苏联政府没有为领事馆的整修拨款。

苏联驻烟领事施乐同志（Wences-las Trofimovitch Shealo，他于1925年05月7日到任）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领事馆的书房里接见了薇拉一行。

迎接薇拉一行的却是一场暴风雷雨。当施乐领事看到薇拉蓬乱的头发上顶着鸭舌帽时，一时惊得张口结舌，过了好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蹙着眉头叹道：“我的天，他们把什么人送到我这儿来了，他们是怎么想的。”施乐领事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远东国立大学的领导。他生气地按了铃，把妻子叫来，当场吩咐她立即去给薇拉买一顶女式帽子来。随后，施乐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其他人。当他看到另一个同伴的裤子是用一根细绳系着，没有扎皮带时，他气炸了。随后，施乐领事训斥“这些年青人不知天高地厚，出国就像出外野餐一样”，指责“远东大学领导教育失当！”甚至指责“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驻海参崴代表冯·施泰恩是昏头昏脑”。

一场雷霆盛怒发了很久，把薇拉他们都吓坏了。他们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们这次到国外出差，这身服装太失体统了。不过，雷声来得急去得也快。施乐马上又突然心平气和了，看着他们笑了，薇拉他们才轻松下来。

随后，施乐领事提醒他们，现在烟台港口正在举行反英罢工，薇拉他们只能在这里多呆几天，因为英国船不开，烟台很少有别的国家的船只。欧洲人又历来不坐中国轮船，所以甚至连票也不卖给欧洲人。“最好等等，”他说，“情况很快就会明朗。”

然后，施乐领事又邀请薇拉三人住到他家里，他的房子就在领事馆楼上。在二楼面向花园宽敞的露天凉台上，施乐为薇拉三人设了几张床，用屏风把薇拉和另两位男同学隔开。在阳台上，花园里飘来盛开的玫瑰花味和一种浓烈的草香。

冷漠与隔阂

在苏联驻烟领事馆里，一共住着三家人：施乐领事一家，商务代表索洛欣（Solokhin）一家和前沙皇领事穆留钦（N.S.Moulioukine）一家。前沙皇领事穆留钦1917年担任俄罗斯驻烟台领事，但这位领事已加入苏联国籍。在施乐到任以前，他代表苏联政府。一般来说，旧俄国外交人员一般都忠于沙皇，但这位“沙皇驻芝罘领事不愿意背叛祖国，这种人在旧外交人员中并不多见”。

薇拉他们在领事馆没有见到穆留钦，他因公去哈尔滨了。薇拉只见到了穆留钦的家人。穆留钦久居国外，他的子女对苏联极为陌生。“他们在中国长大、受教育，只在芝罘外侨的‘上等社会’中周旋，而这些人都是仇恨苏联的。他们有自己的相知友好，而我们对这些人却感到陌生和格格不入。他们互相之间用英语说话，同佣人只会说‘送去、拿来’之类的中国话。他们几乎不说俄语。他们的俄语虽然无可挑剔，但总让人感到有一种冷漠而造作的味道”。薇拉在回忆里面详细记录了她和穆留钦子女的互动。

全领事馆的人都在一起用餐。在吃晚饭时，穆留钦16岁的儿子说：“今天在芝罘俱乐部，我对他们说我是苏联公民，他们居然不相信我。”然后，他为他的话引起的反应而感到得意。在薇拉看来，“虽然他真的是俄罗斯人和苏联公民，但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我们和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为并没有困扰他们，他们的孩子是他的朋友，他对自己的祖国没有任何兴趣”。

坐在穆留钦儿子旁边的是他的姐姐，一个17岁的小姑娘，身材高挑、长相甜美、漂亮，一头金色卷发，看上去纯洁、充满青春朝气。奇怪的是，施乐和这个小姑娘说话时，话语里却隐含着薇拉他们无法理解的暗示。施乐声称这个小姑娘不喜欢年轻人，只喜欢老男人，“不是吗？”“坦白交代！特别是希腊老男人，我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他看上去有几百万。”

小姑娘淡漠地听着，似乎默认了施乐的话。这时她妈妈插了进来，用一种近乎乞求的口气要求施乐结束这段不愉快的谈话：“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于过去的我们，我姑娘认为幸福就是金钱。谈论这些没意思。特别是她已经订婚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小姑娘有时候喜欢冒冒失失地评论，全然不顾薇拉和同伴的感受。薇拉同伴之一的诺沃肖洛夫（Novoselov）曾经参与过与白俄将军谢苗诺夫的战争，后来从当地党务部门直接进入大学。由于长期骑马作战，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一副耀武扬威的骑兵形象。当薇拉和小姑娘坐在领事馆阳台上，诺沃肖洛夫潇洒地从楼下走过的时候，薇拉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少女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看着诺沃肖洛夫神气地在领事馆院子里从这边走到那边，小姑娘就轻蔑地哼了一声：“瓦洛佳（Volodya是诺沃肖洛夫的昵称）真像一个乞丐。”薇拉不得不去喝止小姑娘，这也破坏了她和小姑娘的关系。

火热的斗争气息

薇拉一行的到来，给这座古老的领事宅第带来了生气，领事馆里的人也想方设法让他们过得愉快。当时，苏联驻烟台的代表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因此便每天陪薇拉他们乘快艇兜风，还经常游泳，骑自行车和跳舞。施乐领事也参加这些娱乐活动。这时的施乐领事在薇拉眼中“看起来根本不可怕，相反，倒是很快活，像个老同志那样平易近人，甚至还教我们跳狐步舞”。

除了参加社会娱乐活动，薇拉对烟台的“五卅”运动也有一些描述。1925 年的“五卅”运动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根据烟台市志记载：1925年6月，日、英在青岛、上海制造“五·二九”、“五卅”惨案后，激起境内人民反帝浪潮。烟台、黄县等地各界群众游行示威，并开展捐献活动，支持死难同胞家属。

当薇拉一行到达芝罘港时，“我们从中国海岸嗅到了火热的斗争气息”。“新平海”号还未抛锚时，薇拉他们就已知道烟台发生了重大事件。港湾里停泊着十来艘挂英国旗的各种吨位的轮船，船上的货物无人装卸，样子潦倒、可怜。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烟台工人在罢工！在烟台港码头上有工人纠察队，他们警惕地监督工人是否严格执行了罢工委员会的规定。不过没有任何人违犯规定。芝罘居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都在参加反英的抵制运动。

薇拉在烟台停留期间，施乐领事严禁他们同烟台的纠察队员们交谈，以免给他带来外交上的麻烦。但薇拉每天耳闻目睹，对罢工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芝罘的工人纠察队和她以后在广州见到的纠察队相比，“芝罘的纠察队比广州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远为逊色，广州的工人纠察队穿着半正式的军装，佩带枪械，以主人翁的姿态巡防城市。而这里总让人感到激昂慷慨有余，对自己的力量则认识不足”。尽管如此，烟台的罢工毕竟是华北最初发生的、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反英罢工，仍然可圈可点。不久，烟台的罢工结束。施乐领事弄到了三张开往天津的英国轮船船票，薇拉他们准备离开烟台了。

突如其来的馈赠

在临行前一晚上，发生了一件薇拉认为是影响很大的事情。薇拉出行之前，只携带了一件正装和黑色毛料衣服，因此并不适合在夏日的烟台穿戴。唯一能穿的一件衣服还是家里手工制作的粗糙的老式连衣裙。在领事的命令下，没有帽子的薇拉也不敢在烟台大街上出现。但是帽子又不适合她的“假小子”发型，因此她经常用手拿着帽子。薇拉确实需要一套衣服了。因此，她告诉使馆人员，在去北京之前，要买自己所有需要的衣服。施乐和他的夫人、索洛欣夫妇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但穆留钦夫人却记在了心里。

实际上，穆留钦夫人对薇拉还是很体贴的，薇拉也毫不怀疑对方帮助自己的真诚愿望。两个人都来自莫斯科，她们经常在一起长久地聊天，谈论莫斯科、苏联的事情。每次聊天结束时，她都会说：“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基督教哲学和道德更高尚的东西。”

薇拉回忆：在薇拉动身的前一天晚上，穆留钦夫人将薇拉带到她的卧室，向其展示她的衣橱。这位前领事夫人说：“我们在这里有个习惯，赠送别人衣服作为礼物。这件衣服是英国领事送给我的”。她又从衣架上取下一件从上到下装饰着发光小亮片的衣服，“这是一位传教士妻子赠给我的。这是一件厚实的黑色真丝百褶连衣裙。我姑娘变化太快，她不喜欢这些衣服。你适合穿这件衣服，而且它只穿了一次。这些衣服原封不动地一直挂在这儿，如果你喜欢就拿去吧。”她清了清嗓子看着薇拉。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馈赠，薇拉的脸涨红得像煮熟的龙虾一样。在苏联接受教育的薇拉认为：“这是侮辱！一个仅仅认识几天的女人怎么能够这样对我进行施舍！在她的基督教哲学和道德里没有为人类尊严留下空间！我是苏联大学生，我应该捍卫我的自尊，我决不会接受这件礼物，特别是一件英国领事或传教士夫人送给她的衣服”。薇拉断然拒绝了穆留钦夫人的好意。这件事影响了薇拉和穆留钦夫人的关系。当第二天薇拉他们离开烟台的时候，彼此都相当冷淡。

薇拉离开烟台后，不久就加入了苏联驻华顾问团，担任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办公室的翻译。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她随苏联部分军事顾问离华回国。薇拉在中国的这段冒险经历，无疑为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做了生动的注脚。

本文作者：水母网(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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