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初建，国力羸弱，汉朝的政府实行了“休养生息”、“放任自流”的宽松政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由于汉代初期开放了关口，放松了对山林中矿藏资源的专营，使当时的工商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据《史记·平准书》里记载：“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在汉兴70年间，也就是文帝和景帝时期，民间和国库都非常充盈，国家储备的钱财多得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至腐败不可食”。这种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得以崛起，出生于清朝末期的著名教育家“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也详细记载了22位西汉时期的富豪，并给了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

所谓“素封”，就是指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的人，通过自己经商和其它劳作而获得财富，可以与权贵们相媲美。

正是因为“文景之治”的盛世，使汉朝以后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1 汉朝初期的格局

汉高祖建立汉朝，依然采用的是分封制，只不过各诸侯国的分封改为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这些刘姓诸侯王，跟前朝一样，可以有独立的军队，也可以有独立的官员和财政。他们俨然是国中之国，靠着亲属关系维持着与朝廷的合作。

因此，七十年的经济大发展，使得汉朝的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是诸侯国势力日益庞大，中央政府已经无法把他们完全掌控于手中。

比如，东部的吴王“刘濞”，一言不合，就联合了后来的“七国之乱”。

二就是商人阶层的崛起，大多数已经控制了国家的命脉性产业，致使商人比国家还要有钱。

比如，当时的“七王之乱”，朝廷平叛却没有军费，只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人“无盐氏”借钱”，年利息竟然高达十倍。最后无盐氏发了战争财，成为关中的巨富。

从无盐氏借钱可以看出，当时商人的财富已经超过了许多的权贵，无形当中给政府造成了威胁。

因此，地方诸侯和商贾富豪的傍比而起，让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开始感到不安。

文帝时期，西汉著名的政治家“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在《治安策》里写道：“当今皇帝穿的衣服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却挂着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花边，富人的婢妾却用来缝鞋边。”

贾谊希望文帝对诸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诸侯国里分封更多的诸侯。而对于“富民”，他建议实行打压，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去。可是，当时文帝并没有采纳。

与贾谊同龄的“晁错”，比贾谊更为激进，向景帝直接提出了“削藩”。这个建议被景帝采纳，导致了以吴王为首的“七国之乱”。

景帝为了平息众怒，被迫腰斩了晃错，可是吴王依旧一意孤行，誓必谋反。最终被名将窦婴和周亚夫所镇压。

也正是因为“七国之乱”，让景帝成功粉碎了诸侯国对帝国财政的阻碍，也取得了各诸侯国财政的集权。从此，中央的监察权直接伸到了诸侯国的国内。

在景帝时期，帝国的财政经济达到了最高峰。

02 汉武帝实行经济改革的四大基础条件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登基。

武帝登基以后，年轻气盛的他，无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外交上，都采取了极其激进的政策。

对内，汉武帝在政治上采取了“贾谊”曾经提出的的主张，颁布了《推恩令》。就是强行要求诸侯王分封诸子为侯，使各诸侯国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并派遣了行政官员进行监察工作，由此加强了中央的集权。

思想上，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了当时唯一的正统思想。

史学家“顾颉刚”曾在《汉代学术史略》里把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采取的是严厉的刑罚制裁。而汉武帝是统一了人民的思想，让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所以，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对外，汉武帝，不再采取于匈奴和亲的政策。

20年间，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攻战西域，夺回了河西走廊地区；在东北方，他派兵灭了卫氏朝鲜；在南方，把夜郎和南越地区归附汉朝。汉武帝还大力兴修水利，修筑道路。

就这样，中央财政开始告急，汉武帝把文帝和景帝留下来的国库消耗一空。为了补充国库的收入，汉武帝开始了一系列强硬的经济改革，具体的执行者便是著名的商人之子“桑弘羊”。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在进行改革以前，中央帝国已经实现了以下四个基础条件：

一，景帝的“削藩”，武帝的《推恩令》，还有“独尊儒术”，使政治集权和思想上都得到了统一。

二，“文景之治”留下了巨大的财富。

三，抵御外族的侵略和讨伐匈奴的战争凝聚了民心，使汉武帝的政治威信达到了顶点。

四，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十分得力的将领和能臣酷吏，使执行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这几个成熟的条件，使汉武帝后来的经济变革，让汉帝国成为了“强汉”之国。刘彻也终究成为了一代大帝。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王莽实行的经济改革，他实施的版本，几乎与汉武帝是一样的，可是他却最终人头落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以上四条，王莽无一可得。

03 汉武帝的货币垄断

汉武帝曾经也尝试过“卖官鬻爵”，以增加财政收入。可是卖爵的收入还是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于是，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

“白鹿皮币”，就是汉武帝见汉苑里有许多白鹿，所以就用鹿皮饰以花纹，制作成货币，每张值四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

汉武白鹿皮币

“白金三品”，就是用银子和锡做成的货币。具体有三种：一种是圆形的，上面是龙形图案，叫做“白选”，值三千钱；另一种小一些，方形的，上面是马形图案，值五百钱；还有一种更小的，是椭圆形的，上面是龟形图案，值三百钱。

在汉代，诸侯朝觐、祭祀祖先，都需要用到玉璧，于是，汉武帝便规定各诸侯在贡献玉璧时，下面必须垫上“皮币”，就等于，各诸侯都要花大价钱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

汉武帝除了为了敛财发行了皮币和白金，同时也发行了一种“三铢钱”。

“三铢钱”重三铢，钱上的文字也写着“三铢”，是汉代第一种标明了重量的钱币。

汉武帝的皮币和白金大大地扰乱了市场，使货币市场出了紊乱。于是，在皮币、白金、三铢钱之后，汉武帝又规定了一种新的钱币——五铢钱。

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面值上也写着“五铢”，从而奠定了中国铜钱的孔方格式。

经过六次的货币改革，汉武帝最终下令，把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民间再不准铸造五铢钱，所有钱币都规定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被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从此以后，中国的钱币彻底进入了国有垄断阶段。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通行了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

04 盐、铁、酒的国有垄断

桑弘羊是汉武帝盐铁专营的忠实执行者。在他主持的专营事务过程当中，桑弘羊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由国家投资的国营事业，才能称得上大规模化的生产。

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描述“盐”：“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六十里”。汉代的盐铁官也已经是遍布全国。

除了盐业专营，对于“铁业”，也下令由官府彻底垄断。按规定，凡是产铁的地方都要设立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都要由铁官负责。从此，民间不得擅自煮盐和冶铁，更不准私自贩卖，违令者要在左脚上戴上六斤重的铁锁。

这一法令的规定，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权和定价权。而且还垄断了制造权。也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是从这里开始的。

公元98年前，汉匈奴再起兵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桑弘羊提出了“酒榷”，即酒类专卖的政策。办法跟食盐专卖是一样的。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和酒曲原料，然后按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以后再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这就是所谓的“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

据史学家吴慧的计算，酒榷的专营收入也十分高，每生产1000瓮的酒至少可以得到252000钱的收益，最后能过统购统销后，还可得到20%的利润。

桑弘羊把这部分的收入“赡边，给战士，拯民于难也。”从而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

从此，酒榷与盐铁并列称为“三业”，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延续，从未中断。

除了控制盐铁产业以外，桑弘羊还创造了另外两个高盈利的国有化改革，一是“均输”，二就是“平准”。

史学家吴慧在《中国商业通史》中有具体的解读：“均输”是“行商”的性质，是统购统销；而“平准”则是“坐贾”的性质，就是物价管制。

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使汉帝国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汉武帝随后推出的“算缗令”和“告缗令”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面破产。

所谓“算缗令”就是规定全国的有产者必须按财产多少上缴“资产税”。而“告缗令”则是发动群众告发群众。

所以说，中央集权制度是自秦始皇开始，但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最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他是真正实行了产业垄断和金融垄断的第一人。

05 两千年前的国企之争

公元前81年，汉昭帝为了了解民间疾苦，让各个郡国推荐数十位社会贤达人士，到朝廷来反映民间问题。在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辨论会开始了。

这场辨论会的一方是桑弘羊，另一方是群儒生，这场辨论会的主要内容，由一个叫“桓宽”的人记录下来，写成了一部奇书——《盐铁论》。

其实，这场辨论的政治背景是大将军霍光为了打击桑弘羊而设的局。桑弘羊与60多位“贤良”学士进行盐铁专营的辨论，他前后共发言130多次，为专营政策做顽强的辨护。当时，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抽取了民间财富。

二，国营企业生产，商品质量低劣，各级官员强买强卖。

三，官商勾结，形成了权贵集团，增加了社会的不等。

对于群儒的反对，桑弘羊一一予以回驳，在他看来，这些没有治国经验的儒生，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更好的建议。

桑弘问他们：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的财政从哪里来？地方的割据势力如何化解？

从汉高祖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以后，为了维持这个帝国的统一，帝国必须要拿出一部分经济来发展军备，以防外部侵略。还得加强政府官僚系统的控制和维持内部的稳定，这些成本都是需要财政去负担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方面想要放权于民，而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放弃垄断的原因。

所以说，盐铁会议上的儒生们，无法回答桑弘羊提出的那些难题：中央政府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应该放松经济呢？如果不采取营利性的国有专营制度，如果国有资本不保持对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又该如何得以维持？

最终75岁的桑弘羊，还是被霍光以谋反的罪名处以灭族的酷刑。以霍光为首的儒生们，最终也没有勇气将那些专营制度全部废弃，只是象征性地取消了酒业的专营。

参考资料：郭建龙著《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吴慧《中国商业通史》

司马迁《史记》